蓝底白字，大屏幕正中央的“耻辱”二字尤为醒目。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，多名教师因所任教班级平均分过低被要求上台与背后的“耻辱”合影。相关图片经网络传播后引发广泛关注，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，承认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，并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。
其中一位老师是杨鼎的亲人。会议结束后，这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，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。杨鼎知道他这是“气狠了”，为他不平。
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指出，这种做法试图通过负向激励倒逼教师提高教育水平，但是否有效还要看学生的生源结构。雷波县地处大凉山腹地，既是边远山区，又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，教育基础本就薄弱。
此次事件引发了诸多讨论。社交平台上，多地教师称有相似经历：“开大会作检讨”、“按成绩给老师排队”、“学生考得不好老师就是罪人”。采访发现，一些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依然固守“唯分数”的考核方式，公开检讨和“连坐”式问责成了传导压力的手段，教师的尊严不断受损，教学离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。
雷波县与“耻辱”合影的教师中，有几位是贺丰的同事。她回忆说，这样的会议近两年才出现，老师们需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室参会。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、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，要在教体局会议室作表态发言，只能找个人的主观原因。贺丰不禁想：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？他们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？
陈萍曾在西部地区的一所民族村小任教，学校每次考试后都会召开“质量分析会”，将每位老师的名字、所带班级、各科成绩等做成图表展示并逐一分析，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上台检讨反思。陈萍曾两次上台念检讨，至今仍有一种难以释怀的“耻辱感”。
简妮任教的湖南某乡镇中学，问责是“连坐”式的。如果学生没考好，班级所有老师都要向校长做检讨。简妮认为，过度排名和“连坐”式问责的考核制度伤及教师自尊。教学成果的好坏不仅与教师有关，也与学生的自觉性和教育生态有关。
教学日常中插入了各式各样的会议，频繁的会议扰乱了简妮的教学。有时上课时间开会，每次开完会，她已经没有精力继续上课，只好让学生自习。简妮提到，学校领导的行为有时会打击教师的自尊心。有一次校长当着学生的面让正在上课的老师从讲台上下来，自己去给学生上课。
李秋初入职场时满怀期待，但第一堂课就被校领导批评，这对她来说打击很大。后来，她的课时量增加，还承担了一些杂事，如分发牛奶和检查消防瓶。李秋觉得，她当教师是为了教书育人，但很多时候是在干不相干的活。
贺丰提到，学生成绩差的责任并不全在教师。雷波县初中招生已对学生进行了筛选，生源基础较弱的班级更难管理。为了保障义务教育，学校需要完成“控辍保学”的任务，但不一定能得到家长的支持。经济状况影响了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支持，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去读书是因为学校有各种补助。
雷望红认为，县中老师主要承担考核压力和社会评价压力，学生的压力则主要是以学业为核心的压力。为了抓成绩，各地县乡中学常见的做法是进行时间的“自我剥削”。陈萍所在的学校开学初，任课老师要集体签署成绩达标表，绩效与此表挂钩，导致“唯分数”的倾向具体化。
简妮任教的班里大多是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子女。雷望红指出，在乡村，家校之间的沟通相对疏离，老师很难联系到家长。简妮平时会特别关注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，但这些工作很少被看到，更多时候分数是衡量老师的唯一标准。
贺丰当初为“跳出农门”选择了教职，作为那个年代农村出身的孩子，考上包分配工作的学校已经很幸运。简妮希望能在有尊严、被尊重的环境里安心教书，但她知道只要“唯分数”的考核机制不改变，“耻辱合影”就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今年3月，教育部印发《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》，提出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，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。雷望红认为，改变单一评价体系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系统的协同。
简妮仍然热爱教学事业，她觉得学生的回应和成长让她看到教育的意义。她相信股票配资在线，如果你给他们爱，他们会像小树一样长大，也会有爱，他们的爱会在长大之后撒下荫凉，会爱每一个路过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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